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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

2014年09月19日 13:08         [关闭窗口]   [打印本稿]

应当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
——访联合国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洪平凡

    “中国经济新常态”的表述近来引发国际社会的持续热议。日前,《经济日报》记者就相关话题专访联合国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洪平凡。

    记者: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?

    洪平凡: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,已经成为中国政策制定者与经济学界的共识。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,要从经济增长、宏观政策和经济结构性变化3个方面解读。一是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结束,经济增速降至7%左右。二是政府在宏观政策方面以稳为主,不采取刺激政策,不增加信贷规模,而是靠深化改革释放增长动力,减少审批程序,减税,给企业松绑、使企业降低生产和运营成本等推动经济发展。这不是短期的变化或者调整,而是整个大方向上的转变。三是中国经济与过去相比,发生了结构性变化,如投资与消费的关系,对外贸易与内需之间的关系,而非周期性变化。

    “新常态”首先是一种“新出现”的经济现象,“新态”能否最终成为“常态”,需要时间证明。“常态”还有一个含义,就是稳态,经济增长忽高忽低地波动就不是常态。这种新的平衡状态起码持续10年以上才能称其为常态。中国经济目前在结构上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和较为突出的问题,例如地方与企业债务上升快,企业债务占比偏高。当然,不少国家都存在这些问题,过去3年,新兴经济体债务GDP占比已经超过发达国家。

    记者:如何适应新常态,使经济在新的速度下平衡持续地发展?

    洪平凡:虽然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已经从概念上接受,但是,不能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。能否保持新常态,也就是在中高增速背景下的平衡与协调发展,需要各级政府、行业与企业决策层实事求是地制定目标。中国经济对宏观政策依赖程度较高,因此对改革期待很多。

    中国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。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,不可能一蹴而就。落实的阻力,包括既得利益集团,国企在能源、金融、电信、矿产等行业的垄断,跨国公司对某些产品的垄断等,都会影响资源实现最优配置,阻碍创新与经济整体发展。

    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如何提高投资效率。中国过去那种投资率过高、消费偏低的格局需要调整,但是,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由投资而非消费决定的。如果目前消费增长过快,必然牺牲未来的消费。投资应以市场为导向,是内在生态的创新,需要宏观政策配合。企业选择投资方向,政府出台激励投资效率的政策。美国也有政策干预与政策导向,行之有效的措施是退税,减少营业税,在刺激消费上则是给予直接补贴。

    近30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,所有国家实现长期增长均由投资决定,投资与增长正相关。美国经济并非单纯地由消费带动,其GDP增速低,主要原因是投资比率低。

    记者: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已经开始,如何适应来自外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?

    洪平凡:2014年世界经济整体表现不太理想。美国经济第一、二季度GDP波动很大,日本经济失速,欧盟大国出现零增长、负增长,新兴经济体巴西也陷入衰退。当前大国关系错综复杂,特别是地缘政治因素是一个很大的变数,对全球经济负面影响较大,是中国适应经济新常态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。

    1980年至2010年间,国家间的冲突较少,对全球经济影响不大。“阿拉伯之春”以来,中等收入国家包括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如利比亚、埃及先后出现动乱,这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。目前的乌克兰危机,国际恐怖组织“伊斯兰国”在伊拉克的卷土重来等,是长期性的区域性问题,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。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,目前国际环境存在的不确定因素比过去20多年都要高,这是由于中国对外投资大幅增长,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度也在增加,更易受到外部形势影响。

    另外,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,不仅中国国民需要改变观念,外国企业和投资者也需要重新调整心态。但其他国家的决策者、企业或投资者认为,中国经济还会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轨道,因而对中国经济的“期望值”很高。如何改变这一现状?一是让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事实改变他们的观念。另外,可以充分利用“二十国集团”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平台传递释放信息,调整他国的期望值。

    中国在宏观政策上,需要综合考虑国内与国际经济形势,经济结构与经济周期,既要保持政策连续性,又要考虑决策灵活度,不过分强调需求驱动,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。一是在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同时,不能失速太多。二是宏观政策保持灵活性,在外部形势变化时,及时做好政策调整准备。(记者 张 伟)